高伯师(1904~1991),原名高维恒,河北顺义县人,医专文化,终生从事医务工作,为本县一代名医。
高伯师生于清贫之家,祖父和父亲以教私塾为业。伯师幼时学习刻苦,发愤图强。17岁因家庭困难而辍学。为谋生计,经人介绍到京畿国民革命陆军第一师医院充任司书。两月后转入该师卫生人员培训班学习。民国11年(1922)毕业,次年在第三师做军医佐、军医主任等职。
民国28年(1939),高伯师随十八陆军来宁强任医务长,后兼任宁强中学校医及卫生员,一边救死扶伤,一边传播卫生教知识。他不但精通医疗技术,且善治疑难病症。军医院不设妇科,也不收治非军人病员,但中要有求于他,从不推辞。妇女有难产无法手术者,他能用药物使之转危为安。北北街有一姓寇的患者,一条腿患恶疮溃烂无完肤,多方医治不愈,危在旦夕,求治于伯师,他当机立断,截掉病肢,患者性命得以保全。
民国33年(1944)8月,伯师辞去公职,定居宁强,在县城新市开办惠民诊所,推广西医西药,济世活人。时县境各地乡绅慕名而来,请求伯师在县城内巡回医疗。伯师不畏山高路险,生活艰辛,慨然允其请,短短几年时间,跋山涉水,披星戴月,足迹几遍全县集市乡村,诊治的病人不计其数。
伯师不仅医术精湛,医德兼优,行医不分贫富贵贱,均以治病为先,在民间名望日著,颇受民众爱戴。巴山石羊栈一农妇患眼疾,家贫乏资治疗,几至失明。他主动收留在家,由妻照料起居饮食,精心调治,直到康复,分文未取。照他的话说:“恨病要如金刚怒,治病要须菩萨心。”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本县筹建县人民卫生所(后改为县医院),设备简陋,技术力量薄弱。县领导动员伯师到卫生院主持工作,他欣然允诺,并将自己诊所的医疗器械、药品廉价转让给卫生院。从此,他更加满腔热情地奉献其内、外、儿、妇各科深湛的医疗技术治愈许多颖难杂症。50年代肺结核治愈率极低,人匀谈痨色变,经他回春妙手,将许多肺痨者从死神魔掌中救出。伯师在医院,先后任代理院长和院长之职,但因家庭子女多,负担重,生活颇为为清苦,可他从不向组织申请救济。50年代中期,汉中一家医院要调他到那里面 ,由于他为山区人民的卫生事业奋斗终身的强烈愿望,以辛为乐,以苦为荣,而对其婉言谢绝。
伯师善于培养年轻人。对医疗经验、技术不保守、不垄断。每次医院调进大中专业生,他都愿意传、带、帮,毫不保留地把经验、技术教给他们,使之逐渐成立业务骨干。由于他勤勤恳恳,工作出色,1962年被选为宁强县第三届人代会和陕西省第三届人代会代表。
1966年,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恶浪袭来,伯师被打成“反革命”,撤销一切事务,连医生最起码的行医处方权都被剥夺,令其给医院扫地、洗痰盂、干勤杂活,还经常挨批斗,甚至游街示众,小儿也被“造反派”枪杀,身心受尽残酷折磨。但他热爱党、热爱祖国的信念一直没有动摇,认为干勤杂对人民也是一种奉献,依然任劳任怨,默默地、勤勉地埋头苦干。
1972年,伯师恢复工作,任县医院医务组副组长。1978年至1982年任副院长,更加勤奋工作。他不分上下班,每天接待完病人方才回家休息。这期间,他被选为县政协副主席。
1979年后,高伯师终因年迈体衰,积劳成疾,心脏病日益加剧。党政领导非常关心,专车护送西安治疗。省政协尽力协助,为他安装了心脏起搏器,并长期安排专人照料其生活。伯师对党和政府的关怀感激于肺腑,曾表示死后要把自己的遗体捐给县医院,用于生理解剖,为医疗服务,真可谓鞠躬尽瘁,死犹不已。1991年11月29日伯师不幸逝世,县医院为其举行隆重追悼大会。12月1日,其灵柩安葬在县城西南之凤凰山革命公墓,数以千计的群众自动前往吊唁、送葬、立碑、垒坟。
桃李无言,下自成蹊。宁强县人民有口皆碑:高伯师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,宁强人民的好医师!